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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考虑在硬法规制模式之外，还要引入软法规制模式，是因为硬法规制只能设定行政裁量的合法边界，无法进入到裁量范围之内去防范行政裁量权的滥用问题，而后者恰恰是裁量规制的重点所在，硬法规制正是由于只能徘徊在裁量框架之外、无法介于裁量框架之中，因而出现硬法不及的裁量黑洞，诱发裁量滥用。

Google Spain案中，欧盟法院将搜索引擎界定为数据控制者，引发了很多争议。但这里存在规范层面的不确定性。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立法确立个人信息主体目前仍是引导性的而非实质性的措施。CCPA设定的数据合规义务主体是各类企业，其监管对象是符合一定条件且对消费者隐私产生影响的企业经营行为。总体来说，美国做法更加务实和有效。由于自然人在大数据条件下缺乏单一网络主体身份，欧盟的信息隐私保护同样无法依赖信息自决和意思自治实现。确立个人信息主体的法律地位是符合未来趋势的。

但CCPA仍保持着美国隐私法的特征。FTC有关消费者隐私权的执法重点虽然是美国本土消费者权益保护，但保护触角延展至全世界各地的消费者，避免他们遭受FTC管辖范围内企业不公平或欺诈行为的侵害。旧法第2条属于概括性规定，据此，只要相对人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便有权依该法提起行政诉讼。

[8] 参见江利红：《日本行政诉讼法》，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第84页。（2）属行政事实行为，如行政指导行为，因其不具有强制性，故对权利义务无实际影响。[30] 《日本行政事件诉讼法》虽无直接规定行政纠纷可诉性的条款，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结合立法背景来揭示其隐含的概括式立场。[56]进入社会法治国时代后，国家成为积极提供生存照顾的当然责任人，其给付义务的适用场域逐渐扩张，这使社会上的弱势群体能够分享到实质公平待遇。

其二，行政的效率性受到行政审判的弱化。三是可以通过民主原则，使某些居于少数的特别数量的私益形成公益。

言下之意，旧法第11条第1款第8项构成对前7项的限制。关于缓和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由干预行政向给付行政的理念转变。[60]而行政契约作为一种服务与福利供给和管制工具的兴起，会给契约设计和契约救济带来巨大的压力。在日本，行政处分仅为学理概念，立法上多使用处分或其他相当于行使公权力的行为。

事实上，该款内容是对《联邦德国基本法》第19条第4款第1句的具体化，而后者规定任何人因权利受到公权力侵害的，均可提起诉讼。[24] 参见前引10，小早川光郎书，第45页。[68]上述形式（性）行政处分构成对行政行为原意的扩大解释。值得一提的是，如果将新法第12条第1款第12项理解为概括主义的受案范围规范，那么该法第12条第2款的规定是否会变得多余？[42]笔者认为，第2款并非多此一举，而是为将来引入与合法权益无关的客观诉讼留下制度空间。

[3] 参见[法]古斯塔夫·佩泽尔：《法国行政法》，廖坤明、周洁译，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250页。[78]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在实务操作上，权利、法律上利益与反射利益的界限总是带有流动性了。

注释: [1] 参见[日]盐野宏：《行政救济法》，杨建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9页。该法第12条第1款第12项则与第2条相衔接，规定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而提起行政诉讼，由法院受理。

详言之，仅聚焦于行政过程最后阶段之产物（如行政处分、行政契约、行政事实行为等），而对行政过程内部的多阶层行为则缺乏必要的观照，亦即带有鲜明的结果取向性。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社会资源有限与人口增长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以自由权为标榜的传统基本权利逐渐沦为富人专利，而贫者往往无法依靠自身力量而享受公平待遇。[74]综上可知，行政过程论使撤销诉讼审查的行政行为超出了原先的行政处分范畴。又因客观诉讼对原告范围未作专门限定，故其本质上是一种公民诉讼。姜明安：《行政诉讼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7页。[68] 参见萧文生：《行政处分之变种与异形——拟制行政处分与形式行政处分》，载《台北大学法学论丛》第73期（2010年3月），第55页。

且随着新型行政纠纷的不断涌现，如果都必须借助单行法律、法规进行逐项列举才获得可诉性，则又必然陷入以下困境。[26]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地方人民政府规定可向人民法院起诉的行政案件法院应否受理问题的批复》（1987年10月9日）。

当原告认为其合法权益受侵犯或对行政行为不服时，究竟有无行政纠纷可诉性，仍需由法院在依法审查后作出判断。除了将具体行政行为改为行政行为并增加其实施主体的说明外，新法第2条基本上延续旧法第2条的概括性规定。

[34] 参见杨小君：《正确认识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基本模式》，载《中国法学》1999年第6期，第49页。在行政诉讼活动中，行政纠纷可诉性扮演着三重角色。

这种模式通常会为行政纠纷可诉性设定一种抽象化标准，例如，合法权益受行政行为侵害权利受公权力侵害等。否则，便无法解释行政纠纷的客观存在——其正是因公益与私益不一致而引起。[23]否则，无法消解行政纠纷可诉性的范围过窄、难以为人民提供无漏洞权利保护等尴尬。[19]归根结底，对纯属于大学内部的问题，应由大学自主、自律地判断，而不是法院司法审查的对象。

[64] [德]威廉·冯·洪堡：《论国家的作用》，林荣远、冯兴元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4页。[20] 参见前引8，江利红书，第87页。

[21]但在混合式的内部，也存在形式混合式这种制度上的倒退。[19] 盐野宏认为，即便是有关学术上的判定，在程序问题的限度内也存在司法审查（参见前引①，第189页）。

当前，我国对行政纠纷可诉性的判定存在两序列三标准，即针对客观诉讼与主观诉讼两个序列，前者适用法律拟制标准，而后者则适用认为合法权益受侵犯的主观判定标准与权利义务受行政行为所实际影响的客观判定标准。至于一般给付诉讼和确认违法诉讼，二者均为行政事实行为的司法审查创造了条件。

[29] （二）相对宽泛的概括式 概括式是指依照立法或判例，概括性地确定哪些行政纠纷可由法院受理的模式。2.行政的效率性 任何掌权者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亘古不变的法理。依主流观点，等合法权益应采等外等的理解，[40]故第12项实则已构成在内容上覆盖全范围的列举规范，其实质上设定了概括主义的受案范围，[41]由此也就在外延上实现了与新法第2条概括性规定的无缝衔接。对涉及民生的经济、社会、文化领域不承担积极的给付义务。

但事实上，如果仔细推敲一个被纳入受案范围的高度专业性的纠纷，法院实则自始至终都没有从正面代替行政机关作出处理，而是尊重后者的首次判断权。行政纠纷可诉性即取决于司法权监督行政权的范围。

相比而言，客观诉讼则是以维持客观法秩序为目的的诉讼类型，其主张诉讼的对象是行政行为客观违法性之有无，而非当事人之间权利或法律关系的存否，[10]即并不关注合法权益的问题。[47]二战后，随着理论发展与《联邦德国行政程序法》第35条对学理上行政行为定义的规范化，行政行为被赋予行政性、公权力性、单方性、法效性、外部性、具体性等特征。

在现代法治国家，单一地以列举式或概括式来确定行政纠纷可诉性，将面临受案范围过窄或操作性较弱的指摘。其中，客观判定标准在主观诉讼中发挥决定性作用。